黄知线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时，任闽北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上 饶专署专员，江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共江西省委统战部部长，江西 省政协副主席，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省长，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 书记，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委员等职。1993年在武汉逝世。

　　闽北革命根据地，地处信江以南，闽江以北，武夷山脉北段，闽 赣两省的毗邻地区，是连接赣东北苏区和中央苏区的桥梁，战略地位十 分重要。它以武夷山为依托，西出江西，北上浙江，东至大海，南下闽 中，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回旋余地。它既有秀丽的武夷山区，又有肥沃 的建溪平原，盛产粮食、木材、毛竹、茶叶等，素有“福建粮仓之称”, 资源极为丰富。

　　历史上，闽北曾经爆发过多次农民起义。1926年，建立了党的组织。 1928年到1929年，在党组织和徐履峻、杨峻德、陈耿、徐福元等同志 的领导下，在崇安的上、下梅和铅山的石垄、东坑、车盘等地相继举行 起义，创建了以崇安为中心，包括崇安、浦城、铅山、建阳等县部分农 村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五十五团。群众基础深厚，富有革命传统。

　　1930年，党中央决定闽北、赣东北两根据地合并，组成赣东北省(后 为闽浙赣省)。方志敏同志先后两次率领红十军入闽作战，攻克浦城、 赤石、星村、石塘等重要城镇，对闽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 条件。省委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加强闽北的领导，成立闽北分区委，领 导根据地斗争，进行根据地的建设。此时，闽北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独立作战的主要组成部分。

　　黄道同志是1931年到闽北任分区委书记的。他早年投身革命，中 学时代就在南昌二中参与发起组织“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3年去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北师大党支部书记和北京学 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参加过著名的三一八运动。大革命时期先后在横 峰、南昌领导革命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过八一南昌起 义，尔后遵照党的指示，同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一起，领导了弋横起 义，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建人之一，担任省委组织部部 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代理省苏维埃主席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 行委员等职。1931年，因为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被排斥 出省委常委，调闽北任分区委书记。从1931年到1937年，除在一个短 时间到闽赣省委担任领导工作之外，他一直战斗在闽北，为闽北根据地 和红军的建设，付出了全部心血和精力。

　　在分区委的领导下，闽北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不 断壮大，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从 1934年到1937年，面对数十倍于我之强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独 立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全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从1934 年底到1935年秋，实现了由苏区到游击区的转变；从1935年秋到 1936年底，实现了主要是坚持原苏区内线作战到坚持以原苏区为依托， 大胆挺进敌后作战的内线年， 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到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闽北党组织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分析形势， 作出判断，制定政策，战胜了重重困难，顺利完成了上述转变。不仅保 存了革命阵地，保存了革命武装，保存了革命组织，而且还将游击根据 地逐渐扩大到包括崇安、铅山、建阳、浦城、建瓯、松溪、政和、屏南、古田、周宁、寿宁、南平、邵武、光泽、顺昌、将乐、泰宁、建宁、贵溪、 金溪、资溪、上饶、广丰等20余县的广大地区。

　　1933年9月，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开始，敌人占领黎川、光 泽，建成从江西南城经黎川、光泽，至福建邵武、顺昌、南平的封锁 线，割断了闽北苏区同中央苏区的联系。1934年10月，主力红军离 开中央苏区，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赣东北苏区， 进军皖南。敌人集中第七十六师、十二师、二十一师、五十六师、新 编第十一师、独立第四十五旅、“剿匪军”第二纵队和闽赣两省的部 分保安团队，共十余万人，进一步加紧对闽北根据地的进攻。而我军 只有原闽北独立师改编的红七军团第二十师第五十八团、闽北独立一 团、独立二团、红三团和各县独立营、区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总兵力 5000人左右。到1934年年底，敌人凭借优势兵力，构筑碉堡，龟步 前进，先后占领了崇安县城和星村、黄坑、石塘、二都桥等城镇；根 据地各县陆续转入游击战争，只有以大安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中心 区域，暂时还比较安定。

　　这时，国民党第十二师和独立第四十五旅从铅山和崇安两个方向南 北对进，矛头都指向闽北根据地首府——大安。南线，独立第四十五旅 向崇安以北的四渡桥猛扑，我分区教导队一部，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碉 堡，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依靠红军战士高昂斗志，顽强地阻击敌 人。从1935年1月3日到10日，经过八昼夜的浴血奋战，给了敌人以 很大杀伤，但终因力量悬殊，不得不撤出战斗。随后，敌人继续向我洋 庄、路口、小浆一线修筑碉堡，步步逼进。北线，第十二师占领铅山以 南的紫溪后，继续向车盘、分水关进犯。

　　主力红军长征前，党中央决定设立苏区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 和中央军区，由项英、陈毅同志统一领导。要求各苏区在原地坚持游击 战争，积极牵制敌人，以便将来配合中央红军，夺取反攻胜利。

　　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继续坚持“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不失苏 区一寸土地”的方针，先是主张死守四渡桥，以后又主张继续在洋庄、 小浆和紫溪岭、车盘等地构筑红色碉堡，“坚决阻住敌人，誓死保卫 大安”。

　　黄道同志回顾中央苏区的广昌保卫战和赣东北苏区的猪头山、赭亭 山、老鸦尖之战，我军打得很英勇，但都没有阻止敌人的进攻；而赣东 北起义时，红军数量虽少，但依靠人民群众，以游击作战与敌周旋，却 能由少到多，由弱到强，建立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 想到闽北苏区情况，以5000之众面对十万强敌，力量如此悬殊，要死 守一地绝难守住，要处处设防将防不胜防。四渡桥一仗，给敌人以大量 的杀伤，自己伤亡也不小，最后不得不撤下来。现在我们有一支很能打 仗的部队，有一块基础很好的根据地，有根据地中觉悟很高的群众，如 在武夷山区打游击，则可以同敌人长期周旋。

　　经过反复考虑，黄道同志认定大安是守不住的，不但大安守不住， 其他重要村镇也将落入敌手。与其同敌人争夺大安，消耗有生力量，不 如主动撤出大安，保存有生力量，依靠广大山区坚持打游击战争。

　　他针对李德胜的观点，严肃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想依靠碉堡， 分兵把口，打阵地战来保卫苏区是保不住的。要准备在主要城镇和交通 要道都被敌占领的情况下，在武夷山区依靠群众打游击。他还指出：开 始的斗争将极其艰苦，经过一段时间，我们逐渐适应了新形势，情况又会慢慢好起来。

　　他耐心地引导大家实事求是地认识闽北党和红军所面临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得到了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曾昭铭等多数同志的 支持。经过激烈争论，分区委否定了李德胜的主张，作出了“主动撤出 大安，依靠武夷山，依靠老区，坚持游击战争，保存有生力量，配合中 央红军，夺取反攻胜利”的决策。

　　一 、红五十八团在洋庄、小浆一线，阻滞敌人的前进，掩护领导机 关的转移。

　　二 、分区各党政领导机关精简机构，清理文件，减少马匹，实行轻 装，做好撤离准备。

　　三 、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随军行动。分区党政领导机关随军分区行 动，各县成立游击指挥部，县苏主席兼指挥，县委书记兼政委，县级领 导机关随独立营行动，各区组织游击队，区苏主席兼队长，区委书记兼 指导员，区委、区苏随游击队行动。

　　四 、在可能被敌占领的地方，建立秘密的党团组织。能就地隐蔽 的同志就地隐蔽，能转往他地隐蔽的同志转移地方隐蔽，不能坚持隐蔽 斗争的同志转入游击队，实行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在敌人占领 后，有条件的，还可以争取当保甲长，以应付敌人，保护群众，配合武 装斗争。这是赣东北地区曾经用过的，后来被形象地称为“白皮红心” 的政策。

　　因为原来的苏区党、团组织都已公开，有些一时无法找到地方 隐蔽的同志，还采取过一些特殊办法。譬如张采姬同志，为了派她 回去坚持隐蔽斗争，在撤出大安以前，团分区委曾专门开过一次支 部大会，批评她“政治动摇”,宣布“开除党籍”,遣送回家。会后 曾镜冰亲自找她谈话，布置了隐蔽斗争任务，秘密发给她党籍证明。 她在洋庄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领导群众反抓丁，给红军游击队送 情报，送粮食，买物资。后来在一次策动敌人起义时事泄，被敌人 砍了13刀，身负重伤。

　　按照分区委的决定，分区各机关紧张地进行撤离大安的各项准备工 作。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思想动员，分析当前的形势，讲解分区委的决 定。各单位都在清理文件，精简人员，实行轻装，除了黄道和李德胜的 坐骑之外，其他的马匹统统杀了，机关饲养的猪也杀了。吴华友还特地 为大家做了广东菜——烤小猪。

　　这时，接到中央的电报，记得大意是：主力红军已经突破重重封锁， 渡过湘江，到达贵州，中央准备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苏区，取 得与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密切配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中央红军野战军， 沿途胜利多得很，已经打到贵州、四川的边境。会合红四方面军， 创造新的根据地；彻底粉碎国民党的五次围攻。

　　同志们还积极响应分区委“每人送敌人一份见面礼”的号召，准 备了许多地雷、挨丝炮。挨丝炮本来是福建人民在深山老林里用来对付 野兽的土炸弹，现在用来对付两条腿的“野兽”,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撤出大安以前，街道上、房屋内、操场中、菜园里，甚至锅灶下，都装 上了地雷和挨丝炮。

　　我五十八团在洋庄、小浆一线，配合当地游击队、赤卫队，以袭击、 伏击、骚扰等方法阻滞敌人前进，在路口设伏，歼灭一个营。

　　1935年1月25日，北面之敌已接近分水关，南面之敌也进到离大安十里的小浆，和我们只隔着一个山头。那天晚上，同志们集合在大安 对面的河滩上，遥望沉睡着的大安，静悄悄的，只有小河的潺潺的流水声。

　　“同志们，今天我们就要撤出大安了!”一句话，打破了沉闷的空 气，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现在，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地雷挨丝炮 也都装满了。敌人占领大安，除了迎接他们的地雷、挨丝炮之外，什么 也得不到。从今天起，我们要转入艰苦的游击战争，在闽北老根据地的 崇山峻岭中和敌人周旋。我相信，我们将胜利地回到大安，我们一定会 回来的。”

　　随后，在一声“出发”的口令下，同志们怀着惜别的心情，告别了 熟悉的大安，默默地登上了大安东面的高山。

　　第二天，我们坐在山上，遥望大安，只见片片火光，团团浓烟，隐 约听见阵阵爆炸声。不用说，那是敌人接受了我们的“见面礼”。

　　分区领导机关撤出大安以后，先驻在道观厂，再驻虹溪，2月初转 到长涧源、坑口一线。在这里，接到中央电报，主要内容是：老苏区面 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要实现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要组织小 分队，要有计划地分散活动，环境有利则集合歼敌，不利又分散下去。 要紧密联系群众，在群众中站稳脚跟。要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 出奇制胜。要精简领导机关，派得力干部到地方去加强领导。

　　学习了中央指示，分区委认为，中央指示完全符合闽北的情况，要 坚决贯彻执行；大安会议的决定符合中央指示精神，要坚决执行，依靠 群众，依靠山区，坚持游击战争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并使各方面的工 作都能适应游击战争新形势的需要。同时，作了一些新的部署。

　　一 、为了有利于根据地中心区域独立自主地领导当地的斗争和加强 各县的领导，分区委决定成立崇安中心县委，领导大安以东的崇安老区 的斗争，曾昭铭同志任书记；将大安西南的崇安、建阳老区划出，成立西南战区，汪林兴同志任书记，领导这里的斗争。同时，分区领导机关 抽调一批领导同志到各县去，如分区苏维埃主席温卿绍同志去邵武，总 工会主席吴华友同志到广浦，总工会青工部长王荣森同志到建阳。

　　二 、完善党政军一体化的领导体制，分区党政领导机关，进一步精 简，压缩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部队，各县、区党政领导机关也要坚决 进行精简，彻底执行轻装，以利于随县独立营和区游击队行动，更加机 动灵活，对付敌人“清剿”,打击地主武装，保护群众利益。

　　三 、为使各主力团队更加机动，以分为主，能分能合，分散时能 在全分区范围穿插自如，必要时又能集中歼敌，决定重建闽北独立师， 黄立贵任师长，卢文卿任政委。下辖四个团：以五十八团两个营为基础 组建一团，闽北独立一团为基础组建二团，五十八团一个营和分区直属 机关精减的人员组建三团，独立二团为基础组建四团，全师3000人。 1935年2月12日，闽北独立师宣告成立，2月14日各团即按计划分散 活动。黄立贵、曾镜冰同志率一、三团到江西铅山地区，二团留在崇安、 广浦地区，四团去建阳、邵武、光泽地区，配合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 开展游击战争。

　　独立师各团分头出发，分区委对崇安、广浦地区的工作作了部署 后，率领导机关由崇安出温林关，到江西铅山，准备在铅山活动一个时 期，再转移到建阳、邵武、光泽地区。

　　分区领导机关到达铅山县境，经下渠、车盘转到篁村。黄道同志在 篁村召集李德胜、黄立贵、曾镜冰、王助和铅山县委书记黄怀仁研究当 前形势，决定放弃石垄，黄立贵、曾镜冰同志率第一团和三团两个营到 资(溪)光(泽)贵(溪)地区，第三团一个营继续留铅山，背靠武夷山，在闽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

　　就在这天下午，从一张上海的《新闻报》上，看到北上抗日先遣队 失利和方志敏同志被俘的消息，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晚饭时，黄道同志 一再叮嘱黄立贵同志，形势可能会更严重，活动也将更困难，要有这个 精神准备，下决心使自己的思想行动，尽快适应新形势，到资光贵后， 要随时注意掌握情况，或留资光贵，或到邵顺建，或去建松政，你们可 视情况变化自行相机决定。李德胜则拍着胸膛说：“没有问题，就是战 到最后一个山头也能坚持。”他表面上似乎很勇敢，心灵深处却想到了 “最后一个山头”,流露出惶惶不安的悲观情绪。

　　当晚，黄道同志久久不能成眠。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想到多年患 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断轻轻呼唤着方志 敏同志的名字，串串泪水夺眶而出。我坐在他身边，安慰他说：“爸爸， 不要听敌人那一套。国民党就会吹牛，今天说抓住了这个，明天又说抓 住了那个，他们不是也多次说过抓住了你吗?其实谁也没有给抓住，这 次肯定又是在吹牛。”他摇了摇头，神情庄重地说：“你不懂，这次可能 是真的。赣东北的情况已不同当年了。”接着又说：“从早期革命活动到 赣东北起义，志敏、式平和我，都是亲密的战友，共同经历过多少艰难 困苦。现在志敏被俘，我失去了亲密的战友，赣东北人民失去了敬爱的 领袖，当然悲痛。但是，更重要的是今后我们的担子更重了。”

　　第二天，我们转移到离篁村15里的东坑，敌人随后进了篁村。下午， 李德胜对黄道同志说，他打算到前面去看看情况。黄道同志同意了，并 且叮嘱他多带些人，注意安全，早点回来。谁知他只带了一个参谋和一 个警卫员。出去不久，警卫员押回一个篁村出来“打鸡子”的俘虏，说：“司 令员还要到前面继续侦察。”晚饭前，参谋也回来了，说是快到篁村时， 司令员要他先回来汇报情况：“敌人已在篁村宿营，司令员还要到前面 去看看。”还带回了李德胜的一件皮革大衣。

　　从这天下午起，黄道同志一直坐在火炉旁，一边吸烟，一边沉思，回顾李德胜种种不正常的行径，估计很有可能叛变投敌。

　　吃过晚饭，仍不见李德胜回来。为防不测，黄道同志提笔亲自给黄 立贵、曾镜冰、吴先喜、曾昭铭等同志写信，通知他们今后司令员的命 令，都必须有政委署名，否则一律无效。信写好了，派人送出去了，时 间已近子夜，还不见李德胜的影子。黄道同志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尽 管外面浓云密布，大雨倾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出命令：立即向桐木 关方向转移。

　　雨夜行军，道路泥泞，山陡路滑，沿途多是年久失修的独木小桥， 加上当时我们的无线电台又十分的笨重，一路上走走停停，走的时间还 没有停的时间多，20多里的山路，足足走了半夜，拂晓才到达桐木关。 这里海拔1700多米，春寒料峭，晨风吹在身上，透过汗浸雨淋的湿衣服， 使人感到既累又冷。

　　刚到桐木关，后卫传来发现敌情的报告。黄道同志明白，原来的判 断已得到证实，最坏的情况出现了。他命令教导队留下一个排掩护，机 关迅速向三港转移。在离桐木关五里左右的一个小村边遇到吴先喜、温 卿绍、彭喜财同志，原来他们率领四团，正在三港一带活动，得到消息 特地来迎接我们。黄道同志高兴地说：“你们来得正好。”随即简单地向 他们说明李德胜已经叛变，正带领敌人追击我们，并指示他们立即派专 人带电台转移到安全地带，其他问题到三港再作研究。

　　到了三港，电台队继续前进。我们刚刚坐下，还没喝完一碗茶， 后山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教导队同敌人打响了。吴先喜第一个走出大 门，同温卿绍、彭喜财一起率领四团抢占阵地阻击敌人，掩护分区领导 机关转移。

　　黄道同志带领我们走出三港村口，沿着电台队转移的路线，向左 边山沟没走多远，前面又响起了枪声，是电台队同敌人的迂回部队遭遇 了。黄道同志向四面观察了一下，沉着地指挥大家沿着右边的山沟，利 用梯田形成的死角，冲出包围，到对面山上集合。队伍冲出来了，也冲散了。

　　敌人在三港停留了三天，天天出来搜山，李德胜天天跟着敌人出 来，拉开嗓门喊话：“我就是李德胜，你们出来投降吧，保证生命安全。” 尽管他喊破了喉咙，却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第四天，敌人撤走了，部队 陆续回到三港集合。

　　这一仗，是一个胜仗。敌人的追击、包围没有达到消灭我们分区领 导机关的目的。叛徒李德胜的喊话也没有叫走一个人，大家都经受住了 这场严峻的考验。这一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几次轻装以后，剩下 的一点坛坛罐罐统统丢光了。敌人回去时，东坑附近的后方医院也受到 了损失。最令人痛心的是，无线电台队同迂回之敌遭遇，因为机器过于 笨重，突围时无法抬走，只好忍痛将它砸烂，推下山沟，从此完全失去 了同党中央的联系。

　　李德胜虽然到闽北时间不长，在干部、战士和群众中的威望不高， 但他毕竟是司令员，他的叛变不能不在红军指战员和群众中产生一定的 影响。为了及时消除这种影响，分区委决定：撤销李德胜分区司令员职 务，永远开除李德胜的党籍，在干部、战士和群众中公布李德胜的罪行。 同时，任命吴先喜同志为分区司令员。

　　黄道同志宣布了分区委的决定，作了长篇讲话，还亲自为部队编写 了一首《骂李德胜歌》歌词是：

　　带了敌人追击我们到三港， 贪生怕死最可耻，拖枪投敌黑心肠。 红军战士真坚强， 见了叛徒就开枪。反革命的阴谋全部破产。

　　革命同志心如铁， 任何艰苦不变心。 为着工农的利益， 不顾一切的牺牲。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教育，同志们的胜利信心更坚定了。在此基础上，分区领导机关又进行了一次整顿，进一步实行党政军领导机关一 体化。各县、区党政领导机关同独立营、游击队也更加合为一体。

　　经过三港整顿，分区领导机关转移到大安西南的溪源、浆溪一带。 这时，敌人在根据地内的主要封锁线已经建成， 一面继续加紧构筑碉 堡，扩展封锁线，一面疯狂进行分区“清剿”。我们在双溪口，发现敌情， 转移到北坑，敌人随后进占双溪口。

　　北坑，距离双溪口约20里，在武夷山主峰黄岗山的东麓，是一条 长长的大山谷。这里奇峰峭壁，曲涧飞瀑，茂林修竹，景色秀丽。崎岖 蜿蜒的山间小道，串起四个小村庄，加在一起只有几户人家。因为这里 地形险峻，只有通向双溪口的一条小路。敌人很难进来。然而敌人驻守 双溪口，我们也不易出去。

　　这时，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吃饭问题。我们每个人携带的一点粮食 吃不了几天，群众也没有余力支援我们，大家只能节省着吃。记得有一 次五斤米做了100多人的“稀饭”,清可见底， 一碗粥也捞不到几颗米 粒。粮食越来越少，就上山挖蕨根、竹笋和苦叶菜、糯米藤之类的野菜 补充，黄道和吴先喜决定尽快转移出去。但路口有敌兵把守，有位老人 说30多年前有人从小路翻过黄岗山，走50里能到江西。循着这条线索， 派人寻找了几天，路的影子也找不到。吴先喜同志说：“找不到路，就 砍出一条路走。”可在深山密林中，开路谈何容易!一个排砍了几天， 还砍不到三华里。

　　然而时不待人，粮食早已吃完了，蕨根野菜也越来越难找了，同志 们饿得浑身无力，站着想坐，坐下想躺，躺下就不想再起来。黄道同志 下了决心：从双溪口冲出去!

　　经过周密的研究和安排，一天晚上，大家吃了一餐野菜，乘着朦胧 的夜色，在小河上架设竹桥，准备必要时进行强渡。桥架好了，突击队 员过去了，同志们紧张地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双溪口却静 悄悄的毫无动静。不久，突击队员回来报告：敌人已经从双溪口撤走了。 原来敌人同样遇到了吃饭问题，又熬不过我们，只好先撤走。

　　离开北坑到溪源，得知粟裕、刘英同志率领挺进师途经闽北，将转 到浙西南，已到车盆坑。分区委决定越过封锁线，回师大安以东地区。 入夜，我们站在大安后面的高山上，看到从大安到黄连坑，沿路已燃起 堆堆篝火。没多久又听到清脆的枪声，侦察员打响了，知道敌人已有准 备，撤回浆源待机。几天以后，再从大安以北越过封锁线。那天晚上， 细雨绵绵，天暗路滑，走的又是羊肠小道，行进速度很慢，掉队的同志 不少，拂晓时，仍有少数人过不来。这次虽然没有受到大损失，但是又 一次暴露了领导机关的行踪。

　　4月以后，情况更为严重。敌人已经修建了几十条封锁线，将根据 地中心区域分割成几十块。所谓封锁线，实际上就是碉堡线，每隔几百 米构筑一座碉堡。每座碉堡守敌不多，但碉堡之间火力可以互相支援。 再在封锁线上的重要村镇，设置据点，驻以重兵，利用封锁线分区轮番 “清剿”。他们妄图用这种办法隔断根据地的相互联系，消灭红军游击 队。按照陈诚的说法，这叫作“撒开大网捕鱼”。还有更狠毒的一招， 叫作“移民并村”。强迫据点外的群众搬进据点，在他们难于控制的地 方制造“无人区”,拒绝搬迁就以匪论处。在据点里建立保甲制，实行“连 坐法”,粮、盐、布和药品实施配给，进出据点要严格盘查，查到携带粮、 盐、布、药等物资出据点，就以通“匪”治罪，他们妄图用这种办法隔 断红军游击队同群众的联系，断绝我们的衣食来源。按照陈诚的说法， 这叫作“抽干塘水抓鱼”。

　　敌人的封锁线、“移民并村”和反复“清剿”,使根据地群众遭受 到严重的摧残，也给红军游击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密如蛛网的封锁线，对部队的作战和行动都很不利。封锁线密度 大，回旋余地小，有的甚至就是一个山头，往往部队只要转移就必须通 过封锁线。封锁线上的碉堡和碉堡的距离很近，道路不可能正在两座碉 堡中间，往往还是在一座碉堡的脚下，只能晚上走，不能发出声响，不 能暴露火光。部队多了，一个晚上通不过，部队少了，战斗力又会减弱； 遇到敌人大部队“清剿”,白天不好转移，只能在山上隐蔽。

　　敌人的“移民并村”,制造了大批无人区，数以百计的村庄人烟绝 迹，无数土地被荒草吞没。被迫搬进据点的群众，修碉堡，做苦役，配 给口粮、食盐和日用品极少，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少数坚持不进据点 的群众，只能躲进深山，靠野菜度日。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游击队的 物资供应自然极为困难。

　　闽北苏区的人民蒙受着巨大的灾难，红军游击队的处境同样艰苦， 既要对付国民党的“清剿”,又要忍受疾病和饥饿的折磨，环境之险恶， 生活之艰苦，一般人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对于共产党人，对于红军战 士，对于根据地人民，再险恶的环境也吓不倒，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通过一次次实践，交道打得多了，办法也就学到了。

　　敌人封锁线上的一座座碉堡，看起来面目狰狞，十分可怕，可是一 到晚上，却成了一只只爬不动的死乌龟。碉堡里的敌人晚上是不敢出来 的，只能每隔几分钟用手电筒向四周照射一次，发现我军通过也只是鸣 枪送行。摸到了这个规律，就有了对付的办法，白天不让通过就晚上过， 大部队不让通过就小部队过，一条路过不了就多路过。只要能在一个晚 上通过，敌人就只能望洋兴叹，没有多大的办法了。

　　对敌人的“分区清剿”,也有办法对付：人多目标大，就化整为零； 住村庄受地形限制，就在山上露宿；条件稍好，还可以自建茅棚，怡然 自乐。“搜剿”的敌人时常会派人在制高点上瞭望，通过发现炊烟寻找 游击队的踪迹，我们就天亮以前吃早饭，天黑之后做晚饭，中午带餐冷 中饭，昼伏夜动，学会一手能打、能跑、能躲的本领。有时白天睡足了，晚上没行动，就望着天空认星星学习辨认方向。黄道同志常常利用这种 机会给我们上课，讲哲学，讲政治经济学，讲革命历史。

　　敌人的“移民并村”,同样也隔不断我们同群众的联系。红军缺少 粮食，群众将自己省下的口粮和食盐，你一把、我一盅地凑在一起，晚 上用绳子吊到据点围子外面送出来。红军缺少衣服，群众就穿两件衣服 出，一件衣服归，穿着鞋子出，打着赤脚回，想尽一切办法接济我们。 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忍受着生活的煎熬，节衣缩食支援红军，极大 地鼓舞了红军游击队的斗志。

　　就这样，我们采取“坚持山地，依靠群众，分散为主，时合时分， 昼伏夜出，机动灵活，保存自己，打击敌人”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克服了三年游击战争初期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在封锁线上，在据点周 围，在碉堡脚下，到处都有红军游击队在活动，埋地雷，剪电线，摸哨兵， 打伏击，不断打击敌人。在据点里，在敌人的心脏，也有我们的同志领 导人民坚持斗争，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食。

　　这些经验，来之不易，付出了血的代价。多少革命群众，为了抗拒“移 民并村”,为了给红军游击队传情报、送粮食、送物资惨死在敌人的屠 刀之下!多少红军战士，牺牲在封锁线上，牺牲在反“清剿”的战斗中， 牺牲在疾病和严寒的煎逼之下。王助同志的一个小通讯员，就是在一个 寒冷的夜晚冻死在黄岗山上的，死后他口里还紧咬着一个既为充饥又为 御寒的干辣椒。

　　4月中旬，我们在车盆坑北面的王子袋，曾遇到过敌人的一次夹击。 那天吃过中饭，发现敌人从村子前面上来，前面刚刚打响，后山上的军 事哨也发现敌人。在教导队的掩护下，分区领导机关沿着村左的小道转 移，谁知这是一条群众砍柴路，走不到两里就没有路了。这时掩护部队 已经跟上，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吴先喜同志当机立断地说：“同志们， 路是人走出来的。”说完，他坐在地上，两手一撑，顺着山坡滑了下去。 大家也抱着枪，跟着滑了下去。趟过小溪，爬到对面的山头。就这样，滑坡，上山，再滑坡，再上山，翻过两座山头后，终于甩掉了敌人。黄 道同志望着对面山上时隐时现的敌人，风趣地笑着说：“还是我们滑行 的速度快啊。现在敌人追不上了，走吧，同志们。”

　　这一仗，牺牲了几位同志，还有一些人失踪了，其中包括二团团长 胡佑民。我们每个人，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携带的武器之外，所有穿的， 盖的，统统丢光了。

　　王子袋突围以后，集合部队继续顺着山脊往上走。那一天，雨过 天晴，风和日丽，我们坐在高山上，用望远镜向周围一看，好家伙，从 廓前到长涧源，从坑口到车盆坑，从地源到温林圳，都有敌人在活动。 黄道同志和吴先喜同志判断，敌人正在进行一次大“清剿”,决定迅速 摆脱福建之敌，转到江西方面活动。队伍陆续登上了武夷山脉的仅次于 黄岗山的又一高峰——五府岗。据说这五府岗能够看到福建延平府和建 宁府、江西广信府和饶州府以及浙江衢州府。翻过五府岗，顺着北梁往 下走，出了寮竹关，进入江西省。当晚，住在五府岗山下的金竹排。这 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属江西上饶管辖。我们在金竹排了解 到，江西的敌情尚无变化，遂决心集中二团和四团，夺取敌人防守薄弱 的甘溪镇。

　　甘溪镇是上饶南乡的较大镇子，镇上有300来户人家，也是闽赣两 省边界的物资集散地之一。甘溪距金竹排50多华里，靠近国民党在赣 东北的指挥中心上饶，属赤白交界区，封建统治较强，大刀会活动猖獗， 但这里没有封锁线，没有常驻的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只有一个六七十人 的民团。

　　部队清晨从金竹排出发，黄昏时分到达距甘溪五华里的金钟山，听到前面山上传来阵阵螺号声和叫喊声，那是金钟山的大刀会正在向甘溪 敌人报警。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帮了大忙，当时夜幕 开始降落，山道迂回曲折，他们只看到前面的尖兵排，后面看不清楚， 便大喊大叫：“红军来了，只有40几个人。”我们听到大刀会的叫喊， 立即跑步冲向甘溪。黄道、吴先喜同志见敌人已有准备，用机枪封锁了 街口的木桥，便命令部队撤向金钟山休息待命。经过进一步侦察，知道 当天下午刚刚从上饶来了“剿匪”军二纵队的一个营。这股敌人尚未同 我们打过交道，还没有吃过苦头，估计他们天亮后极有可能出来搜索， 于是决定在金钟山和甘溪之间打一个伏击战，歼灭搜索之敌，相机夺取 甘溪镇。

　　从金钟山到甘溪全是山路，凌晨二时部队陆续上山，进入伏击地。 果然不出所料，上午敌人大摇大摆地出来了。我们看着他们一个一个 地过了桥，一共200多人，全部钻进了我们的伏击圈。刹时间，枪声、 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响成一片，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敌除少数 逃向甘溪外，全部被歼。甘溪守敌只能拼命用机枪封锁街头桥头，固 守待援。

　　这一仗，虽然没有占领甘溪，但全歼敌人两个连，抓了几十个俘虏， 缴获四挺轻机枪、200多支步枪和一批军用物资，痛痛快快地打了一个 漂亮仗，这是闽北红军转入游击战争以后，第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部队带着战利品离开金钟山，在毛楼、禹溪休整了几天。这一带，还没 有经过土地革命，地主钱多粮足，人民却饥寒交迫，红军一到，就将地 主的存粮分给劳苦大众，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几日，真是处处军号 嘹亮，人人喜气洋洋；还有不少青年参加红军。

　　经过这一段的实践，证明分区委“主动撤出大安，依靠武夷山区， 坚持游击战争”的决策以及一系列措施是正确的。面对强大的敌人，面 对恶劣的环境，武夷山上的红旗依然迎风飘扬。

　　黄道同志从甘溪战斗的胜利，得到了启迪：敌人的薄弱环节很多， 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敌人集中在苏区“清剿”,后方必然空虚，像 甘溪这样的白区，敌人的兵力就只有那么多，这就是敌人的弱点。我们 能否抓住这个弱点，打到敌后去，采取正确的政策，在那里打击敌人， 争取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缜密思考、酝酿和磋商，一个“以苏区 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和外线相结合，开展游击战争”的 设想，逐渐形成。

　　这时，蒋介石重新调整了部署，任命卫立煌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 剿”总指挥，指挥部由南平迁到浦城，重点放在武夷山北段的崇安、建 阳、铅山、浦城一线。他们将实力分为“追剿”和“驻剿”两部分，针 对闽北分区领导机关和红军的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兵力进行“清剿”。 我分区领导机关由坑口、车盆坑转移到岚谷以西的黄龙岩一带。

　　7月，黄立贵同志率部队从建(瓯)松(溪)政(和)回来，向黄 道同志汇报了建松政地区敌人兵力空虚、部队回旋余地大的情况。黄道 同志非常高兴，建松政的经验，使他的设想进一步得到了验证和补充。 8月，在黄道同志的主持下分区委在黄龙岩召开了扩大会议，听取黄立 贵同志的汇报，总结半年来游击战争的经验，研究今后的作战方针和政 策措施。出席会议的有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曾昭铭、王助、 饶守坤等同志。我当时是共青团闽北分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分区儿童局 书记，实际上主要作分区委的秘书工作，担任会议记录。

　　黄立贵同志汇报的要点是：建松政地区敌人正规部队不多，主要是 地方民团，都驻在较大的集镇上，构不成封锁线；行动较方便，回旋余 地大。地主基本上没有被触动过，圈有猪，仓有粮，家有钱，市场比较 活跃，物资供应较容易解决。困难的方面主要是群众基础差，大刀会势 力较强；但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正在变化，群众对红军逐渐有所 了解，有的地方已有一定的基础；大刀会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有地主豪 绅控制的反动武装，有被逼上梁山的“绿林”武装。经过几番较量，内 部正在分化，一个叫作林熙明的大刀会首领，已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

　　黄道同志讲了话，将他反复考虑的想法，提请会议讨论。他说： 敌人兵力集中在苏区，人民蒙受巨大的灾难，军队作战和生活也极为困 难。敌人后方实力空虚，供应不成问题，我们不能只在苏区同敌人周旋， 要敢于大胆打到敌人的后方去，调动敌人，打击敌人，使敌人防不胜防。 他风趣地说：你搞到我的家里来，我为什么不能搞到你的家里去!我们 要以老区为依托，主动挺进敌后，站稳脚跟，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要 逐步学会在新区打仗，研究一套新区政策。这些方面做好了，就能立于 不败之地，取得闽北游击战争的主动权。

　　经过反复讨论，与会同志一致同意黄道同志的分析、判断和意见。 会议确立了“以老苏区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和外线相结 合，开辟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会议还根据新区情况，制定了一些新 的战术原则和斗争策略：采取更加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以分为主，时 分时合，奇袭、伏击，出奇制胜，善于捕捉战机，又善于摆脱敌人；紧 紧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利益，建立秘密党组织，发展多种形式的群众团 体，隐蔽精干，长期坚持；采取正确政策，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将没 收地主土地改为向地主筹款和减租减息；将建立苏维埃政权改为分化、 争取保甲长；对大刀会区别不同的情况，打击坚决与我为敌的反动武 装，争取“逼上梁山”的绿林队伍。

　　黄龙岩会议，是一次极重要的会议，是闽北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闽北的游击战争掀开了新的一页。

　　黄龙岩会议以后，我主力部队分别从建松政、邵(武)顺(昌) 建(阳)和资(溪)光(泽)贵(溪)几个方向挺进，重点在建松政， 这里回旋余地大，是闽北、闽东、浙西南三块根据地的接合部。黄龙岩 会议后，即由饶守坤、王助率二团挺进到建松政；黄立贵、曾镜冰率第 二纵队先到邵顺建，尔后又率二纵一部回到建松政；叶全兴率三团在崇 安、浦城、建瓯之间活动，同建松政相呼应；彭喜财率四团去资光贵地 区，并配合刘文学同志在资光贵斗争。

　　我主力挺进敌后，犹如蛟龙入海。在建松政地区，连克玉山、东溪、 东峰、迪口、临山、水吉等镇，消灭了一批地主武装，很快打开了局面： 邵顺建地区在麻沙、莒口、界首、长坪等地，消灭了一批民团和大刀会， 开辟了新游击区；资光贵地区，在昌坪、饶桥、冷水坑、陈坊等地建立 了游击区，发展了组织，成立了资光贵中心县委。

　　敌人回师后方，新区的斗争又面临新的考验。他们虽然无力再在 这样广阔的地区构筑碉堡，建立封锁线，也不能在这些地方搞“移民并 村”,但是可以利用他们在通讯设备、交通工具、武器装备和兵力上的 优势，采用“前堵后追”的方法对付我们，在主要城镇配置重兵，一日 发现我军，立即以数倍于我之兵力穷追不舍，前面再派重兵堵截。如果 说，以前在内线主要是转移难，行动困难，吃饭困难，到了外线，则是 跑路多，打仗多，有时天天跑，天天打，边跑边打，边打边跑。对于这 种情况，虽然黄龙岩会议估计到了，研究了对策，大家精神上已有所准 备，但开始一段时间，毕竟实践经验不足，也曾经吃过一些苦头。

　　1935年11月间，黄立贵同志率领一个连在屏南的上楼村，被国民党新十一师和五十六师各一个营包围在一栋四面都是封火墙的地主房 子里，从早到晚，打退了敌人十余次的进攻。至晚始突出重围。这一仗 虽未受太大损失，但毕竟太侥幸了。后来，黄立贵同粟裕同志说到这件 事，粟裕同志说：“这种事情不能再有第二次。”黄道同志严肃地说：“一 次都多了，还能再有第二次?”

　　吃一堑，长一智。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我们逐渐掌握了一套对 付“前堵后追”的办法，有时走着走着，突然往山里一靠，隐蔽起来， 让尾随之敌走过去，然后转身往回走，敌人再回过头来，我们已经舒舒 服服地睡了一觉。有时利用茫茫夜色，派个小分队从敌人眼皮底下钻出 去，制造假象诱敌去追，主力乘机摆脱敌人，等他们发觉上当，我们又 赢得了宝贵的休息时间。有时背靠大山，敌人来追，就“叫花子打狗， 边走边打”,慢慢打，慢慢走。从山脚打到山顶，从白天打到天黑，夜 晚再向山的另一边滑下去，敌人绕大路，要比我们多走几十里。就这样， 总是以逸待劳，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拖得他疲惫不堪。有机会，就 在敌尾巴揍上一拳，抓几个俘虏缴几条枪。有时，还可以利用有利地形 打个伏击，取得更大一点的胜利。1936年2月，黄立贵、曾镜冰同志 曾经采取这些办法，牵着周志群的新编十一师，从建瓯、顺昌、将乐、 建宁、泰宁、光泽、邵武一直拖到建阳，行程千余里，把他们肥的拖瘦， 瘦的拖垮，最后在建阳界首设伏，毙、伤敌300多人，打了一个漂亮的 伏击战。

　　红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在新区站稳脚跟，不仅在军事上采取了正确的 战略战术，而且还在政治上执行了正确的新区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了 各种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了多数，孤立了敌人。

　　我们在新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只向地主筹款和减租减息，有利于 争取多数，缩小打击面，避免树敌过多。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能使新 区群众得到实际利益的办法，有利于分化、瓦解，教育和发动群众。使 群众了解我党我军是处处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谋利益的。我们对保甲长 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除少数罪大恶极、坚持与我为敌必须严厉惩处者 外，凡愿意接受我们约法三章(不欺压百姓，不给敌人传送情报，帮助 我军筹款筹粮)者，一律给予保护。在我党政策的号召下，多数保甲长 愿意与我们合作，不少人还能为我收集情报。

　　争取大刀会的工作，成绩显著。大刀会是当地延续了数百年的群 众武装组织，有的已被地主劣绅控制，坚持与我为敌：有些是“逼上梁 山”的绿林武装。但帮派观念已很重，对红军很不了解。我们刚到新区 时，几乎每到一地，都要同当地大刀会较量一番。他们临阵吃符念咒， 自恃刀枪不入，惯于集团冲锋。三板斧确也有些厉害，不小心很容易被 冲垮。经过几番较量，我们找到大刀会的弱点：怕见流血，怕见死人。 我们使用机枪、手榴弹对付他们的集团冲锋，每个班配备两根晒衣服的 竹叉子，专门对付大刀会的梭镖，一叉二绞三拖，准将梭镖头拉下来。 这样，狠狠地打击与我为敌的大刀会的反动气焰，打出了经验，打出了 威风，使他们见到“两只脚”(轻机枪)就害怕。

　　在坚决打击的同时，我们积极开展争取大刀会的工作，使多数大刀 会能与我们合作，其中林熙明就是一个典型。

　　说到林熙明，此人颇有点意思。他30多岁，出身贫苦，略通文墨， 当过几年兵，是一方的大刀会首领，拥有一支百余人的脱产队伍，在建 松政地区很有点名气。我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头戴一顶黄色小生 帽，身穿一件大黄袍，长袍上用朱砂密密麻麻地写着各方神灵，从玉皇 大帝、太上老君、释迦牟尼、孔老夫子、齐天大圣、关圣帝君一直到刘 伯温，应有尽有。他还一心想当皇帝，不愿俯首称臣。所以将“熙”字 改写成“照”字。他的队伍号称“顺天救民军”,一面杏黄色的大旗周围滚着金边，四角绣上“顺天救民”,拱卫着中间一个斗大的“林”字。 他同当地土豪劣绅的矛盾很深，几次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同我们合 作以后，为我们争取其他大刀会出过力，还与我们联合作战过。在他的 要求下，黄道、黄立贵、饶守坤等同志，都曾先后同他结拜为兄弟。争 取大刀会的合作，非常有利于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

　　我军挺进敌后，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迫使敌人从老苏区抽调部 分兵力回援，不得不撤掉一批封锁线，放弃一些据点，而且像长涧源、 廓前这样一些人口较多的村镇，敌人撤走时不可能把群众再带走，从前 被迫搬到这些据点的群众又回到自己家园。所谓“拉起大网捕鱼”、“抽 干塘水抓鱼”,随之宣告破产。

　　这些据点的敌人撤走了，红军游击队又回来了，群众重见了自己的 子弟兵。现在是“鱼儿”得到了“水”,“水”又养活了“鱼”,大家一 起撤碉堡，平围墙，处处都能重新听到鱼水相融的欢笑声。

　　共产儿童团员们高兴地唱着：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工农群众拥护真正多， 红军打仗真不错，敲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我们真快乐!亲爱的英勇的红军哥，我们的胜利有把握， 向前杀敌莫错过，把红旗插遍全中国。

　　我们的老根据地，有了一批住有群众的大小村庄，有几块较大的活 动地区，其中最大的一块是大安东北、岚谷以西，包括长涧源、坑口、 车盆坑、大王阁、五里排、王子袋、禹溪、温林圳、地源、磨石坑、廓 前、苦竹畲、岚头、里泽、黄龙岩等几十个村庄，还有大安以南、星村 以东的溪源、浆溪、双溪口、北坑以及星村以南，麻沙、界首以北的竹 鸡笼直到光泽的猪母岗、大洲等等。留在苏区的各级领导机关和红军游 击队，行动上也比较自由了。

　　随着敌人控制的逐渐削弱，老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又活跃起来了。 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重建党的支部、恢复各村苏维埃政府以及妇女、青 年、儿童团等组织；领导和组织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岚头、廓 前、大洲等地还建立了供应站，对解决部队的给养起了很大的作用。苏 区青年积极报名参军，我们的队伍逐渐扩大了。到了1936年上半年， 闽北根据地扩大到东至松溪、政和，西至金溪、资溪，南接将乐、泰宁， 北达广丰、浦城，包括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内线外线可以密切配合， 几块游击区可以互相支援，红军游击队可以往返穿插，游击战争的新局 面已经打开。

　　随着形势的发展，闽北、闽东、浙西南三块根据地品字形地靠在一起，三支红军游击队经常互相往来，几个根据地的领导同志都感到需要 进一步加强联系。粟裕、刘英、叶飞同志提议恢复闽浙赣省委，建议黄 道同志担任省委书记。经过三方面多次书信往来，粟裕、叶飞、黄立贵、 曾镜冰等同志也见面商谈过，确定在建松政地区召开一次三方面主要负 责同志联席会议，交换意见，作出决定。

　　1936年4月，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同志赴建松政，在 那里得知粟裕同志不久前已经来过，由于敌人紧紧尾随没有等到我们就 返回浙西南，叶飞同志可能在最近到达，因此决定继续在这里等待叶飞 同志。这段时间黄道同志亲自考察了建松政地区的情况，对这里的工作 和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满意，肯定了在新区采取的政策。

　　几天以后，叶飞同志来了。在洞宫山的仰头村，闽北和闽东的主要 负责同志举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席会议。会议开了三天，出席会议的 有闽东的叶飞同志，闽北的黄道、吴先喜、曾镜冰、黄立贵同志。我担 任会议记录。

　　会上，首先由双方介绍了情况，交换了意见，认识是一致的。接着， 叶飞同志提议成立闽浙赣省委，请黄道同志主持省委工作，以利统一领 导，统一行动。他说，已同粟裕同志见过面，这也是他们的一致意见。 黄道同志感到成立闽浙赣省委的条件还不成熟，而且粟裕、刘英同志没 有来，也不能作出具体决定，请叶飞同志将他的看法转告粟裕、刘英。 尔后，研究成立闽赣省委。叶飞同志提出闽东参加闽赣省委，希望闽北 调一位军事干部到闽东独立师工作，黄道同志表示同意。会议决定成立 闽赣省委，黄道同志任省委书记，同时还决定调卢文卿同志到闽东独立 师工作。

　　洞宫山会议交换了情况，交流了经验。并就统一领导成立闽赣省 委，取得了一致意见。尽管会后由于种种原因，闽北和闽东依然是各自 领导本地区的游击战争。但是认识更加一致，联系更加密切，配合更加 协调。

　　洞宫山会议结束后，王助、饶守坤同志继续留在建松政，黄道、吴 先喜、黄立贵、曾镜冰同志带着林熙明回闽北老区。因为我们在这个地 区活动了一段时间，目标已经暴露，敌人加紧了围追堵截的行动。

　　有一天，我们过建浦公路后住在一个村庄里，前有小溪，后有高山， 村子两头都有门。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大约8点多钟，林熙明按 惯例到外面去拜菩萨，发现夜雨中时隐时现的手电亮光，估计是尾追我 们的敌人，马上就跑进来报告。林熙明话未说完，村外就响起了密集的 枪声。听到枪声，黄立贵一面说：“不要慌，是民团狗。”一面率领警卫 排冲了出去。一个冲锋，将敌人打退半里多路，乘势占领村外的土地庙， 掩护领导机关转移。第二天，我问黄立贵同志：“明明是国民党的正规 军，你怎么说是民团狗?”他哈哈大笑地说：“我早知道是正规军，民 团狗哪有那么多的机枪，我说是民团狗，大家就不紧张了嘛。”

　　几天以后，路过有名的封建堡垒浦城县的十八村，当地的民团利用 浓雾不断对我们打冷枪，以后又遇到堵截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为了抢占 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山头，教导队长光荣牺牲。最后在樟村还打了一仗， 前面的制高点已被敌占领，后面尾追的敌人也逼了上来，集中火力，前 后夹击，妄图将我们歼灭在一条右靠高山，左临悬崖的窄路上。黄道同 志沉着指挥，黄立贵同志率部阻击尾追之敌，吴先喜同志率部向堵截之 敌发起猛烈的攻击，夺取制高点，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

　　就这样，从洞宫山回崇安，先后打了六七仗，足足走了半个月。回 到岚谷地区，也打到岚谷地区。

　　回到岚谷以后，黄道同志主持召开闽北党、政、军领导干部会议。 根据洞宫山会议的决定，宣布成立闽赣省委，将闽北根据地划分为四个 分区：崇安、建阳、铅山、广浦为闽北分区；建瓯、松溪、政和、屏南、 古田、南平为闽东北分区；金溪、光泽、资溪、贵溪为抚东分区；邵武、 将乐、顺昌、建宁、泰宁为闽中分区。闽北特委书记汪林兴、司令员熊 家财。闽中特委书记兼司令员黄立贵。抚东特委书记兼司令员吴先喜。

　　这个时期，是闽北三年游击战争中的最好时期。根据地发展到20 多个县，纵横600余公里，红军发展到六个纵队，达3000余人。

　　三年游击战争中，千苦万苦，莫过于同中央失去联系之苦。自从三 港突围电台丢失，失去与中央的联系之后，我们只能从缴获的报纸的字 里行间揣测党中央的意图。看到主力红军的行动方向，同志们是多么迫 切地希望找到党中央啊!

　　省委决定黄立贵同志担任闽中特委书记兼司令员，就是准备让他在 可能的条件下打通与原闽赣苏区的联系，进而找到项英、陈毅同志和中 央分局。黄立贵同志曾几次率部渡过富屯溪，经过将乐、顺昌、泰宁到 黎川一带，但都没有找到红军游击队，无法找到中央分局。当地群众说， 已经一年多没有看到红军了。黄立贵同志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失望而归。

　　找不到中央分局，就直接找中央。1936年8月，省委决定派吴华 友同志去上海，设法通过白区的关系与中央取得联系。吴华友同志是广 东人，曾在远洋货船上当过海员，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在沿海几个城市 联系比较广，情况比较熟。临行前，黄道同志拿出一条白绸短裤交给吴 华友同志，上面有密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并交待他无论如何要找到中央。

　　过了几天，在叶全兴同志的安排下，吴华友同志肩负省委的重托， 离开了闽北根据地，踏上了辗转千里寻找党中央的艰苦历程。他先到上 海，后到香港九龙老家。直到1937年2月，他才在香港同接到他的信 特地从美国回来与他联系的朱挺见了面。吴华友同志虽未直接找到党中 央，但从朱挺那里得到了党中央“八一宣言”、《民主共和国决议》及《红 军东征宣言》等重要文件。他非常高兴，立即密写转送省委。

　　回忆当时的心情，我们盼望找到党中央。真如久别父母的孩子盼见 爹娘一样。黄道同志的公文包里，始终保存着几本电报密码本，尽管明 知这些密码早已失效，还是像宝贝似的珍藏在身边，也反映了他的这种 心情。

　　1936年底，国民党集中第四十五师、三师、七十五师、七十六师、 十六师、六十三师、五十二师、八十师、独立第六旅及闽赣两省保安团 队，对闽北根据地发动新的进攻，敌人兵力突然激增，形势发生急剧变 化。敌人只要发现我军，即使是少数部队，也立即投以重兵，围追堵截。 一时，各个地区的处境都极为困难。当时我们还没有同党中央取得联 系，不了解全国总的形势，思想准备不足，交通又极不方便，特别是敌 人兵力集中，来势非常凶猛，有些部队损失很大，不少同志壮烈牺牲。 后来才清楚，蒋介石CQ9电子游戏 CQ9电子游戏玩法技巧在西安事变中被迫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的主张，停止了对我中央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却采取“北和南剿” 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妄图一举消灭南方红军游击队。

　　这时，省委在建阳竹鸡笼一带遭到敌第七十五师的重兵“围剿”, 打过几次激烈的遭遇战，黄立贵同志的爱人李冬娥同志壮烈牺牲，徐莲 娇同志不幸被捕。各地区的同志，如彭喜财、叶全兴和其他一些县、区 的领导干部，也在这段时间相继牺牲。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吴先喜同志和 黄立贵同志的牺牲。

　　1937年初，吴先喜同志在资光贵地区遭到几路敌人的围攻，部队 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他带了一支小队伍在光泽县柴家与敌遭遇。吴先 喜同志率部占领村口的两个山头，敌人攻击吴先喜同志所在的山头未 逞，转而攻占了对面的山头，然后集中火力向吴先喜同志据守的阵地猛烈扫射。先喜同志指挥部队撤退，当他最后一个站起来的时候，一颗罪 恶的子弹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同年初，黄立贵同志率领的部队在将(乐)顺(昌)泰(宁)地区 遭到敌人的疯狂“追剿”,部队分散为若干小分队，同敌人周旋了几个 月。将顺泰同闽北老区隔了一条富屯溪，一条公路，一条封锁线月，他亲率一个排，打回富屯溪北岸，在邵武县洒溪桥沙 田村梧桐际山厂休息时被敌七十六师和福建保安五团包围。这位雇农的 儿子，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闽北红军的卓越领导人——我们的黄 立贵师长，为了掩护部队突围，不幸壮烈牺牲。

　　经过挫折，省委判断形势有新的变化，指示各地：在情况尚未搞清 之前，勿急勿躁，切忌盲动，不要急于求战，注意保存有生力量。省委 机关也转移到光泽与建阳交界的猪母岗。这里山高林密，远离村庄、大 路，但是每天需要派人到几十里外的大洲去挑粮食。有时粮食接不上， 又得靠野菜充饥。好在大家已过惯了神农尝百草的生活，而且官兵一 样，谁也无怨言。

　　黄道同志和大家同甘共苦，始终以旺盛的革命热情，坚定的革命 信念，顽强的革命斗志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感染、教育和激励 着同志们。记得有一次粮食供应不上，我们煮了一大盆又苦又涩、无油 无盐的野菜，同志们望着碗里的野菜，实在难以下咽。黄道同志盛了一 大碗，和大家坐在一起，笑着问：“你们说说，什么时候最快活?”同 志们你一言我一语争着发言，这个说：“打个胜仗最快活。”那个说：“跑 路累了，睡一觉最快活。”黄道同志说：“你们讲得都对，不过要我说呀，” 他风趣地用筷子敲了敲碗，“今天肚子饿了，吃碗野菜最快活。”说得 大家哈哈大笑。苦涩的野菜也在笑声中不知不觉吃完了，他自己连野菜 汤都喝光了。对于这种艰苦的生活，黄道同志在以后给友人的信中，曾 经自我总结说：“在这十年中，我经受过人所未经受过的艰难困苦的生 活，尝受过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但这对于我却是滋滋有味的生活。”这段话，正是他一生艰苦奋斗，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 真实写照。

　　这段时间，黄道同志和省委的主要注意力，都放在研究和分析新形 势上。找不到党中央，得不到中央指示，就设法收集各方面的情报，注 意缴获、收集来的报纸，片纸只字也不放过。黄道同志说：“反动派的 报纸，虽然对我们极尽歪曲和诬蔑之能事，但往往也能让我们在字里行 间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1937年1月底，在一张包盐的上海《新闻报》上，看到头版头条 “张学良杨虎城在临潼劫持统帅”的醒目标题，详细报道了张、杨在西 安发动兵谏的情况。虽然那时西安事变早已和平解决，但对我们来说仍 然是一个特大新闻。同志们非常兴奋，奔走相告：蒋介石终于被抓住了。 然而时过不久，看到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又使大家如堕五里云雾之 中，百思不得其解，弄不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有一天，我们在南平到光泽的公路上截获一辆国民党福建省银行的 汽车，缴获了一车钞票，并且从押运员那里得到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生 活日记》。日记里的“每月例线月号里介绍了一二九运 动和一二一六运动，并且还刊载对进步书籍《八月的乡村》、《中国一日》 的介绍。这些，都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

　　黄道同志敏锐地觉察到形势正在起大变化。为了进一步了解形势， 我们抓住了一个大地主，不向他筹款，只要他为我们订一份《福建民报》 和一份《民国日报》,并将《生活日记》广告中登载的所有书籍统统买来， 足足买来了两大麻袋。

　　2月间，吴华友同志的信终于来了。他在信中说：“1936年12月 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经过 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同志与蒋介石谈判，已经和平解决。”并随信寄来密 写的党中央文件。黄道同志如获至宝，立即组织大家学习、领会党中央 的政策、意图。

　　以后，我们又在《福建民报》上看到国民党召开三中全会，宋庆龄、 冯玉祥等在全会上提出“恢复总理三大政策”的提案，以及我党中央致 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经过综合分析判断，黄道同志说：“看来形势 确实起了大变化，现在国民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北和南剿’,集中 力量消灭南方游击队。我们要针锋相对，尽可能地保存有生力量，准备 迎接新形势。在革命新高潮到来之前，要抓紧思想教育，培养干部，做 好准备。”

　　为了适应新形势，迎接革命新高潮，促进全民抗战新局面的形成， 省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月，省委作出了《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民，不论职业、团体、宗教 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3月， 成立了以黄道为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为副主席的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 会，并以他们三个人的名义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快邮代 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

　　尽管我们采取了上述促进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积极措施，国民党当 局还是一心要消灭南方游击队，对我们的呼吁根本不予理睬。但是，全 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的呼声，终于逼使 他们不得不同意进行谈判。

　　高歌上前线月，我们收到国民党江西省光泽县县长高楚衡的一封信， 信中表示，他受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委托，要求与我们谈 判。随信还寄来朱德、彭德怀同志就任八路军正、副司令的《通电》和 范长江写的《西北纪行》。

　　在省委会议上，黄道同志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打进我们多 灾多难的祖国，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全国人民一致要 求抗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应当站在群众的前头，积极领导 人民投入到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去。省委决定，同意举行谈判，确定 大洲为谈判地点，指定黄知真、邱子明为我方谈判代表，并为谈判制定 了明确的方针。与此同时，黄道、曾镜冰同志还写信给南京八路军办事 处叶剑英同志，请求中央指示。

　　9月下旬，我和邱子明同志同国民党江西省第七保安副司令周中 诚、光泽县县长高楚衡在光泽大洲村进行了为时一周的谈判，在谈判 中，我们坚持省委确定的方针，挫败了他们企图将闽北红军改编为江西省保安团的阴谋，争取接受我们的条件： 一、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二 、释放政治犯；三、划出江西省铅山县为我军集结、驻防地点，负 责集结期间的我军粮秣、军需供应，保证我派出一名负责同志向党中央 请示工作的途中安全。我方同意：一、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二、停止 建立苏维埃政权；三、闽北红军改编为“赣闽边区抗日义勇军”,其他 一切听候我党中央指示。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由黄道、曾镜冰同志亲 自下山拍了板。周、高去了以后，来信转告我们，谈判结果已经得到国 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认可，并指定吴仰山负责铅山防务的交接 事宜。

　　大洲谈判以后，省委派曾昭铭同志去中央汇报。途经南昌，见到陈 毅同志，得到了具体指示。黄道同志也收到了叶剑英同志的复电。至此， 我们终于恢复了同党中央隔绝三年之久的联系。

　　省委从大洲出发，翻越黄岗山，在洋庄以北通过封锁线，回到长涧 源。在长涧源住了一个多月，同各个地区和部队联系，传达中央指示和 省委的决定。10月，黄道、曾镜冰同志在温林关下的和尚坪与国民党 联络官吴仰山见了面，确定铅山县石塘镇为我军集结驻防地点，并细谈 交接和军需供应事宜。

　　石塘镇，位于铅山南部，南靠风景秀丽的武夷山，北有纵横十多 里的小平原，是闽赣两省的交通要道，又是著名的连史纸的产地。镇上 商店鳞次栉比，街道相当整齐。武夷山的清澈流水，分成条条渠道，穿 过镇内大小街道，有的居民家里掀开地板就可以取水，所以素有“小苏 州”的美称。30年代初期，这里曾经是闽北苏区上铅县政府的所在地。 五次反“围剿”开始，被国民党占领，建成一个重要据点，四周碉堡林立。

　　黄道、曾镜冰同志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交接代表吴仰山见面以后， 我奉命先到石塘。当我第一批部队进入石塘时，吴仰山陪着我们，一个 碉堡一个碉堡地进行交接。交接完毕，他们离开石塘镇。随后我各纵队 陆续到石塘镇集中，省委负责同志和省委机关也进驻石塘。一些战斗中负伤、失散的同志，从监狱中营救出来的同志，由上海、无锡等地投身 革命的热血青年，也纷纷来到石塘。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终于取得 了胜利，武夷山上鲜艳的红旗继续迎风招展。为纪念这一光辉业绩，省 委决定给每位参加三年游击战争全过程的同志颁发“闽赣边区坚持斗争 纪念章”。当时发了170枚，应得到纪念章的可能不只这个数，但是也 不会太多。这是一个什么数字?我手捧着光荣的纪念章，想起牺牲的革 命先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38年1月，黄道同志到南昌，向项英、陈毅同志汇报工作，听 取和讨论了党中央关于成立东南分局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的指示。闽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同志任团长， 曾昭铭同志任政治委员，桂蓬洲同志任参谋长，刘文学同志任政治处主 任。黄道同志调任东南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统战部部长和新四军南昌 办事处主任。同时撤销闽赣省委，成立闽浙赣特委，曾镜冰同志任书记。

　　“红军回来啦!”老区人民欢欣鼓舞，青年们纷纷要求参加新四 军。母送子、妻送郎的动人场面又重新出现，到处热气腾腾，人人意气 奋发。1938年初，五团已发展到一千三四百人，编成三个营，每连配 备一挺机枪。这样的装备，现在看来是少得可怜，在当年却是相当可观 的。营、连干部都很强，除原来在闽北坚持斗争的陈仁洪、王荣森、马 长炎、谢锐等同志外，还有从中央调来的阙中一等同志。尽管如此，整 编工作，特别是整编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依然很繁重。许多同志虽然听 过传达，经过学习，认识有了提高，然而一旦要取下缀有五星的八角帽， 换上嵌有国民党帽徽的军帽，感情上硬是接受不了。我们同国民党军队 整整打了十年，多少同志流血牺牲，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多少房屋化为 灰烬，多少村庄满目疮痍。每个同志的心里，都深深地刻有痛苦的伤痕。

　　黄道同志亲自领导干部、战士学习中央文件，给同志们上课，找同 志们谈话。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红军战士，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队伍， 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现在日本强盗侵入我们的国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 求。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就不可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我们不但要积极投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而且要站在第一线，成为抗日 的中坚力量。”经过耐心细致的教育，同志们才含着泪水，脱下旧军帽， 珍藏在身边，换上新发下的军帽，有的同志还将帽徽涂成红色。

　　曾镜冰、王助、汪林兴、左丰美、徐莲娇、孙克骥、王文波、周觉 华等同志留在闽北，组建特委。各县都配备了坚强的领导班子，组编留 下坚持斗争的武装部队，部署了特委的工作。

　　1938年春节过后，曾镜冰同志率领闽浙赣特委的同志们，告别黄 道同志，返回长涧源。

　　送别了曾镜冰同志，黄道同志和五团，经河口到横峰。在横峰举行 了“欢送新四军五团开赴抗日前线大会”。他在会上讲了话，希望五团 全体指战员在饶守坤、曾昭铭同志的领导下，发扬革命传统，服从军部 和支队的指挥，与各兄弟部队互相学习，团结一致，在抗日前线建立新 的功勋。会后，满怀深情地注视着五团同志们一个一个地从面前走过， 一直到部队走完才回到住处。

　　纵观闽北的三年游击战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特别是克服了 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的种种困难，红旗始终不倒，战火越烧越旺，最后 取得了胜利。实践证明省委是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能够实事求是地分 析形势，总结经验，作出决策，制定适合游击战争需要的各项政策，在 各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能够发挥党的核心作用，保持党的团结，军 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

　　闽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胜利， 是闽北全体党员、各级干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 果。黄道同志作为闽北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也为这个光辉的胜利作出 了自己的贡献。

　　1939年陈毅同志在《悼念黄道同志》一文中指出：“1935年春，方 志敏同志殉难以后，一面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转为游击区，一面是抗日 先遣队转为游击部队，东南半壁的领导责任完全落在黄道同志一个人身 上。在三年游击战争环境中，黄道同志尽了他毕生的绝大努力，也发挥 了无比的革命天才。浙东南、赣东北、闽北三大地区的党务、军事、政治、 民运诸工作，都在闽赣省委领导之下进行的，黄道同志恰恰是省委的领 导重心。在与我党中央三年隔绝的情况下，在进攻者的长年的包剿下， 黄道同志能独立支撑，顽强坚持，终于完成了保持革命阵地，保持革命 组织的光荣任务，所以能够以一支强有力的部队编入新四军来适应抗日 战争之爆发，这是黄道同志对革命，对民族的绝大贡献。”

　　送别五团的同志们，黄道同志登上开往南昌的列车，踏上新的征 途。车窗外的景色飞快变化，脑海里思潮激烈翻腾。他依窗南望峰峦叠 嶂的武夷山脉，深深怀念三年游击战争中生死与共的战友，特别是那些 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先烈——指挥果断，沉着冷静的独立师政委吴先喜， 英勇顽强、威震敌胆的独立师师长黄立贵，还有温卿绍、陈一、卢文卿、 黄怀仁、彭喜财、叶全兴、祝为根、李娜杰、洪坤元、吕生仔以及其他 许多同志，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的名字 将同武夷山一样，天长地久，永存人间。

　　他也想到了妻子吴品秀和尚未见面的孩子。三年，整整三年，天各 一方，时刻都怀念他们，但始终无法得到他们的消息。回忆黎川分手时 她那依依惜别的眼神，回顾她数十年患难与共的纯真爱情，感谢她茹苦 含辛，抚老育小和对自己从事革命事业的支持，想到杨良生带来她被大 刀会杀害噩耗时的内心悲痛。现在，只能用更加勤奋的工作，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其实，我母亲没有遇害，而是流落在福建宁化，直到1950 年才得知她的下落，1988年4月逝世)。

　　他还想到了自己主要助手之一的曾镜冰同志，在那艰难的岁月里， 他出生入死、百折不挠，在一系列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坚定不移地支 持自己，为闽北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壮大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现在他遵照党的指示，留在福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愿他永远高举 红旗领导闽北人民革命到底!

　　黄道同志在南昌，夜以继日地主持着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领导蒋 管区党的组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 绩，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和组织大批爱国青年到延安、到 新四军、到抗日战争第一线，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8年10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东南局机关由南昌迁往皖南， 黄道同志率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先到吉安，1939年5月由吉安动身到 皖南。当时，我在皖南特委任青年部长，曾经收到他的来信，得知他即 将到来，非常高兴。分别日久，我多么盼望能早日见到父亲。

　　5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正在青阳县检查工作，东南局派通讯员 送来曾山同志的一封信，命我立即赶回东南局。青阳县距东南局所在 地——泾县云岭有80多里路，我随通讯员星夜上路，第二天中午赶到 机关，见到曾山同志。万万没想到，听到的竟是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 息。曾山同志沉痛地告诉我：“黄道同志在河口牺牲了。”他让我马上动 身走到河口去，并且为我准备了一匹马。

　　我心急如焚，强抑悲痛，赶到太平，换乘汽车至兰溪，转换火车到 横峰，下了火车就一口气走到河口。一路上，父亲的音容笑貌和他那蓬 勃的革命热情，艰苦的工作作风，高尚的革命品格，不屈不挠的革命精 神，时时浮现在眼前。

　　在河口大同旅社里。见到了父亲的灵柩，想到他一生奋斗，壮志未 酬，壮年早逝。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潸然泪下，失声痛哭。据他身边的同志告诉我，父亲临终前，曾愤怒地拍着床板，大骂蒋介石妥 协、投降。他临终的遗言是：“革命到底。抗战到底!”当时已有种种 迹象表明，这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案。我曾向项英、陈毅、曾山等领导同 志汇报过，但尚无充分的证明。直到解放后才彻底查清，是国民党特务 借治病之机，将父亲杀害了。谋杀的主要凶手国民党特务分子黄玉成、 吕鹤年，已于1950年被我人民政府处决。

　　黄道同志牺牲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阻挠群众前来悼念。 前来吊唁的群众，回去都受到种种迫害，他们不但害怕生前的黄道，还 害怕死后的黄道。横峰一些土豪劣绅甚至扬言要干扰黄道同志安葬。看 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想到这一切，我火了，葬到闽北革命根据地去! 经批准，将黄道同志安葬在崇安县长涧源。

　　我扶柩从河口启程的时候，送行的群众站满了一路，有哭灵的，有 路祭的，按照古老的方式，祭奠他们的亲人。在石塘停灵过夜，前来辞 灵的群众也络绎不绝，哭声一片；在温林关，长涧源100多名群众，不 远数十里前来迎灵，并把他们认为最好的风水地作为黄道同志的永息之 所。这一切，反映了老区人民对黄道同志的衷心爱戴，也反映了黄道同 志与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

　　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出于对黄道同志刻骨的仇恨和极端 的畏惧，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进攻福建省委时，竟将黄道同志的墓 茔撬开，砍断遗体，抛尸山间，以此来发泄对共产党的仇恨，威吓革命 老区的人民。但老区群众没有被压服，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地将黄道同 志的忠骸一件件收敛起来，重新安葬好。为此，陈毅同志1943年在《悼 念黄道同志》一文的《附记》中，严正地质问国民党反动派：“据闽北 党报告，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军队进入闽北山区。搜山时，竟将黄道 同志的坟墓撬开，断其首以去。哼!反动派勇于对内报复精神，可谓登 峰造极!我必须在此补上一句，请国人公判：这究竟是反动派的胜利， 还是共产党员黄道同志的胜利?”毫无疑问，这是共产党员黄道同志的胜利! 黄道同志永远活在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心中!